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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特园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作者:胡平原  日期:2016-4-1 14:51:07 来源:人民政协报20160121   【字体:

 

重庆特园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胡平原 http://www.workercn.cn2016-01-21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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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园内景

 

说起重庆特园,民主人士、社会名流贤达等人士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是爱国民主人士鲜英的公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贤达多会于此,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也经常来此与民主人士举行座谈。

 

 

“民主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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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玉祥将军题写的“民主之家”匾额

 

重庆特园是鲜英先生的公馆,鲜英字特生,故名其园为“特园”,又名其宅为“鲜宅”。特园始建于1931年,位于嘉陵江畔的南岸,占地两亩多,结构严谨,布局典雅,主楼名曰“达观楼”,既为主人的斋名,也表达了主人的性格。

鲜英生于清光绪元年四川西充县太平乡贫农家庭。光绪末年,四川总督锡良奉旨办新军,在成都创办“弁目学堂”,后改为“陆军速成学校”,为新军培养基层干部,鲜英考入该校,即参加同盟会,从事反清活动,并与后来四川实权人物刘湘、杨森、唐式遵、潘文华、贺国光等为同学,平时交谊深厚。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从南京搬迁重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知名人士云集,社会活动极为频繁。恬静的特园也因为主人广交四海朋友的性格,成了重庆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场所,很多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的身影常常出现在这里,利用各种朋友聚会交流对时局的看法。

好客的鲜英历来对人们落落大方,性情豪爽。重庆特园民主之家来的三朋四友,最先人员不多时只几个人,时逢中午或者是晚上都是在鲜英的公寓和鲜英一道用餐。这些社会贤达名流总是喜欢饮点小酒,所以鲜英的伙食堂里常常是谈笑风生,其乐融融。后来随着人员的增多,职教会、抗战文艺习作会、民盟、救国会等只要有活动便在这里举办,因此这里就更加热闹了。鉴于这种情况,特园主人鲜英专门请了多名厨房工作人员为民主人士开办伙食,所以长期以来宾朋络绎不绝。据查阅资料,为了办好“民主之家”,中共南方局定期为特园拨款,社会名流民主人士纷纷慷慨解囊捐资特园。

特园既是鲜氏拥有的私人财产,也是民主人士和社会名流贤达的聚会之地,董必武同志称这里为“民主之家”。在特园,各党派、各协会学会、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不管官职多大,学位多高,资格多老,他们都统称“同志”,年龄高的长者便称“老同志”。这样的称呼既亲切,又和谐平等。

“民主之家”这一个称谓,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公认,冯玉祥将军为之书写“民主之家”的匾牌,高高挂在鲜宅的大门之上。张澜先生撰写楹联,联曰:

 

“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

那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

 

郭沫若同志在《民主运动中的二三事》一文中,对特园有如下描述:

同在上清寺,有鲜特生的公馆,名叫‘特园’,民主人士也时常在那儿聚会。一九四五年下半年以来,竟成为民主同盟的大本营。民主同盟张澜就是住在那儿的。‘特园’很宽大,位于嘉陵江南岸,眺望甚佳。这儿后来由大家赠予了‘民主之家’的徽号,是我写的字,还题了一首诗上去……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可惜我们在重庆时没有把这儿所经过的一些事情尽量记录出来。

曾任第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的钱之光同志也在《敬爱的周总理战斗在重庆》一文中写道:

如鲜英的特园曾作为周总理(原文如此)和各界人士会见的场所……周总理就是这样以辛勤的工作,给民主党派的斗争指出了方向。

诸如此类的评价,既肯定了特园的历史作用,又反映出主人鲜英的性格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可以概括为对旧营垒表现的“和而不流”,甚至反戈相击;对爱国者表现的急公好义,卒至以家为国;对旧社会表现的正义感,于是聚志士仁人以尽瘁国事;对新时代表现的进取心,于是谋革故鼎新以自强不息。宾至如归,誉满山城,绝非偶然。

 

 

中共的“特殊”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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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英

 

19387月,国民党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周恩来与张澜恳谈,中共将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希望张澜鼎力相助。作为中共的忠实朋友,张澜当即表示竭诚欢迎。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719日张澜同黄炎培、江问渔、李璜等飞抵重庆,下榻于特园。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周怡同志,当即前往拜访,张澜便将周怡介绍给大家,特别介绍给热情好客的主人鲜英。

727日,由主人鲜英出面,招待黄炎培、江问渔等远方来客,同时请了地方上颇具影响的各方面人士作陪。席上张澜着重指出:由于国难严重,将有大批爱国志士进川,我们应当尽地主之谊,妥善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当时在场的就有卢作孚、吴晋航、何鲁、郭有守等接受张澜的意见,作了诚恳的表示。

1938年底,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抵达重庆后,周恩来便请董老去特园同鲜英面商:中共为各界人士共赴国难,需要有共商国是的场所。特园若能提供这样的方便,当是最理想之处。

第二天,周恩来由董老陪同亲赴特园,感谢鲜英的支持,相谈三个多小时,分析了国内的形势,阐述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地位、任务和统战政策,并说:“在蒋介石的高压下,这也可能给特园带来麻烦,请问你怕不怕?”鲜英回答道:“都是为了共赴国难,我是一愿意,二不怕!”

从此以后,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便成了特园的嘉宾。特别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短期内就三度光临重庆特园,为特园的历史增辉添彩。

国民党方面的冯玉祥、柳亚子、张群、邵力子、王昆仑、刘文辉等等,包括联合会的重要成员,都曾做过特园的贵宾客人。

至于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中,无党派有张澜等;国社党有张君劢等;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有章伯钧等;职教社有黄炎培等;乡建派及平教会有梁漱溟等;救国会有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妇女界有李德全等;工商界有卢作孚、胡子昂等;学术界有马寅初等;文艺界有郭沫若、沈雁冰、徐悲鸿、张大千、老舍、巴金、田汉等,他们都曾以特园为民主运动的大本营,有不少的人还长期寄宿于特园。

 

参政员们的俱乐部

 

国民参政会迁至山城后,历届参政会中的进步参政员,经常聚首于特园。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磋商国事,探讨大计,酝酿提案,起草文件,很少间断过,特园无形中成了参政员们的“俱乐部”。参政会的历届秘书长、副秘书长,经常出没于特园,这又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办公场所。

19381223日,汪精卫叛国投敌,震惊中外。

翌年13日,张澜会同黄炎培、梁漱溟、江问渔、冷御秋等,在特园起草宣言,声讨汪精卫,但国民党禁止各报发表。最后,这份宣言通过鲜英,在《新蜀报》独家发表了,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罪行的先声。

1939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些消息通过特园这个信息平台不胫而走,引起社会的关注。612日湖南“平江惨案”发生,国民党严禁报纸报道惨案真实情况。参政员则将报告印成书面文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这就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愤。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张澜曾当面诘责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并要求取消反共政策,使蒋介石窘迫不堪。

1939年秋,梁漱溟从抗日前线视察返渝,寓居特园,在特园向重庆各界汇报前线国共摩擦的情况,深表忧虑,其时适值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梁漱溟、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参政员事先在特园商定,在参政会上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以集中举国力量于抗日大业。1123日,梁漱溟在特园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晏阳初、光升等国共以外党派和无党派中的知名人士20余人相继参加。11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陈述该会为从第三者立场上拥护《抗战建国纲领》,“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该会成立。

1940年,统一建国同志会举行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大都在特园举行。当时国际形势颇为紧张,国内的国共摩擦有增无减。与会者“坐而论道”,也曾将所“论”的意见向当局进言,可是从未受到过当局的重视。这样一来,与会者深感失望,出席率日渐减少,终于使座谈会难以为继。待到同年冬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发出“皓”、“齐”两电,导致国共问题的尖锐化。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皆认为调解国共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立场和主张,于是从12月开始,在特园多次集会,酝酿筹备新组织的问题。

1940年内,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都曾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的政策。特别是在8月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讲了中共的团结政策,强调“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的道理。这就启发了各界人士深明大义,因而深受教育。

这样的集会,经常在特园举行。甚至中共内部的某些集会,也来特园举行。

 

 

民盟在这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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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101日至12日,民盟在重庆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1319日,张澜、黄炎培、江问渔、梁漱溟、李璜、左舜生、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丘哲等共17人发起,中国民主同盟在特园秘密成立,鲜英随即被推举为民盟的中央委员。

在特园内的政治气氛愈趋浓厚之时,国民党特务对特园的监视也愈趋严密。先是从上清寺至特园大门口,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等进行监视;其后更强租紧邻特园的“康庄”,由戴笠在此设置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园的人士,日夜窃听特园的电话。陈立夫还派人向鲜英“许愿”:只要特园拒绝和共产党人来往,“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鲜英干脆回答:“办不到!”特园内的活动,仍照常进行。

19411010日,民盟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特园在事实上成为民盟总部所在地,民主空气洋溢于特园。

11月中旬,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大会期间,张澜于特园约集国民党以外的部分参政员,包括中共的董必武、邓颖超二位,共23人,在特园交换意见,酝酿提案。1125日正式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0项主张,这件提案要从根本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竟然被蒋介石压制,不予讨论,张澜为此抗议,两年之久不参加参政会的活动。

 

  “光明在望”

 

1945214日夜,周恩来假座特园宴请孙科、黄炎培、陶行知、郭沫若等20余人。席上,周恩来向大家报告了国是问题的洽商经过,并征求大家的意见。

313日,民盟领导人在特园传观周恩来致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的信,信中表达了对当前国内民主和团结问题的意见,包括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成立的代表,必须容纳国民党以外各方面人士。民盟对此表示赞同,终于使国民党在中国10人代表团中,容纳了董必武、李璜、张君劢、吴怡芳、胡适、胡霖等中共和民主人士,共同出席旧金山大会。

8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参加国共和谈,在43天的短时间内,毛泽东三度光临特园。

第一次是毛泽东在抵渝的第三天,即830日,就特意光临特园,同张澜、鲜英长谈。

第二次是92日,民盟领导人在特园盛宴招待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同志。宴后毛泽东应鲜英之请,挥毫写下“光明在望”四个大字,使在座的同志们深受鼓舞。

第三次是915日,毛泽东去特园为张澜介绍国共谈判情况,张澜向毛泽东提出若干建议,受到毛泽东的采纳。当即商定由张澜给蒋介石、毛泽东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公开国共双方的谈判,以便在全国人民的监管下,促使谈判成功。

当毛泽东飞离重庆时,张澜、鲜英亲自去机场相送,毛泽东深表感谢。

 

 

  民主之家永不朽!

 

19451112日晚,由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周鲸文等,在特园宴请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等,商谈社会贤达的人选等问题。民盟曾为抵制国民党原定194455日召开国民大会,主张政治协商会议应及早召开,然后由政协会议商定国民大会的召开问题。同时主张国共双方先行停止军事冲突,以改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的气氛。

1110日和15日,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在特园集会,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19日反内战联合会在重庆召开,在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1230日,张澜在特园致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协代表,建议在1946年元旦国共“双方发令所属一切军队即日停止武力冲突,所有问题均得提交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对此,毛泽东复电表示赞赏。

旧政协会议于1946110日在重庆召开。会前,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亲赴特园,同民盟首席代表张澜商定:中共和民盟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事先交换意见,采取一致步调,建立密切合作关系。

开会期间,周恩来、王若飞、吴玉章、秦邦宪等不分昼夜,经常去特园同张澜、沈钧儒、黄炎培、梁漱溟等交换意见,当时民盟代表团已住进国府路300号,但特园内的政治气氛,并未因此而稍减。

国民政府于19465月初迁回南京,中共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随同前往,国内的政治、军事中心亦随之转移。

1946年冬张澜离开特园去上海之后,特别是1947年春中共驻渝代表和《新华日报》被迫撤退以后,鲜英对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一如既往地热情接待。

随着重庆的解放,特园的历史使命也就大功告成。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爱国民主人士,鲜英荣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和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迁居北京之后,鲜英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张澜、郭沫若等人的盛情招待。他们衷心感谢“民主之家”对民主革命作出的贡献,感谢鲜英无私提供的中国民主政治舞台——特园。董老念念不忘地说:“当年国共之间有几件大事,就是在特园内决定的。”黄炎培亲笔写道:“鲜特生老同志,在反动政府下,敢于经常地容纳有中共同志参加的民主人士集会议事,日夕授餐,被题为‘民主之家’。‘老同志’!这一称呼,至今回想,能接受者有几人呢?”

 

郭沫若后来为特园题诗:

嘉陵江头有一叟,银髯长可一尺九。

其氏为鲜其名英,全力为民事奔走。

以国为家家为国,家集人民之战友。

反对封建反法西,打倒独裁打走狗。

有堂专为民主开,有酒专为民主寿。

如今民主见曙光,民主之家永不朽!

 

(本文史料参考了《重庆文史》第二十九辑,作者系自贡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巴南区政协文史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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