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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现代文学及研究现状概述

作者:王发庆  日期:2017-12-21 22:58:52 来源:王发庆文集,文学百花网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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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现代文学及研究现状概述

                                          

       □王发庆

 

自贡现代文学,是自贡地区文化界人士接受二十世纪新文化、新观念,与我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战争同呼吸、共命运的地域文化现象。

早在五四运动前夕,刘光第的长子刘长述(19891919)与李劼人在成都共同创办了《娱闲录》小说月报,开启了四川小说月报先河。刘长述的长篇白话文小说《松冈小史》,于1915年出版,由吴虞作序,署名觉奴,计十余万字,在成都风靡一时。这部小说以四川保路运动和辛亥革命为题材,以作者和与之一道奋斗的革命青年男女为原型,塑造了一批为争取民族富强,不惜流血牺牲的可歌可泣的男女青年革命者形象。当年中国话剧运动创始人之一的曾延年曾极力赞扬《松冈小史》,称之为“九妙”小说,即“最妙之政治小说”、“最妙之立志小说”、“最妙之家庭小说”、“最妙之军事小说”、“最妙之教育小说”、“最妙讽劝社会之小说”、“最妙之言情小说”、“最妙之实业小说”、“最妙之历史小说”。

190911月,柳亚子、苏曼殊等发起成立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文学团体——南社,时为同盟会员的雷铁厓(18731920)、张光厚(1881-1932)即为南社早期成员。雷铁厓是贡井人,担任过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曾介绍王云五、杨杏佛、胡适之等人入同盟会。他还创办了《鹃声》、《四川》、《光华日报》等革命刊物,被誉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家。张光厚是沿滩人,他的诗关注民生,在《南社丛刊》中可以查到的张光厚发表的诗歌达189首。民国时期他担任过遂宁县长、四川省政府秘书等职。

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特别是全民抗战时期,自贡地区的抗敌文艺活动,与抗日献金运动交相辉映,成果卓著,其范围涉及电影、摄影、话剧、曲艺、歌词、 诗歌、特写、小说、书画、言论等,著名的文化人士包括孙瑜、郑用之、陈戈、罗念生、张英、陈铨、王余杞、毛一波、叶飞洛、柳倩、禾波、王朴庵、刘若平、刘石夷、钟绍锟、丁克武、李石锋、闻化渔、雷识律、金文达、孙遐龄等,构成了“中国文化抗战中的自贡地区精英群体”。

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之一的是荣县的文学杂志《流火》。《流火》创刊于193812月,十六开版本,由荣县救济院印刷部印制。编委为柳倩、刘若平、钟绍锟、丁克武、刘石夷,以后又增加了阙友梅、周自新、李华飞、李石锋。后期由刘若平担任主编。其稿件来源广泛,撰稿人包括老舍、周文、刘盛亚、马宗融、高兰、陈翔鹤、方敬、王余杞、柳倩、常任侠、胡风、任钧、肖蔓若、赵清阁等五十余人,其中不少是中共党员或进步作家。至19401月,《流火》杂志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坚持办刊一年多,共出版11期。《流火》作为抗日战争年代的刊物,它的存在犹如一颗流星划过历史的天际,集中反映了当时荣县青年的爱国主义情怀,化成永恒的记忆。

对自贡现代文学的研究,尚未有系统的论著,多见于市、区、县史志或党史资料。199011月下旬在我是召开的首届盐都文学研讨会,成型的论文仅有《陈铨文艺思想论》(潘显一)、《叶飞洛极其诗歌创作》(刘传辉)、《王余杞和他的长篇小说<自流井>》(王发庆)、《毛一波的文学生涯》(孙遐龄)、《罗淑井盐题材小说的特色及价值》(何性尧)、《关于李宗吾的<心理与力学>》(金文达)、《我所知道的柳倩》(钟朗华)等篇。此外,时为内江市政协副主席的刘石夷等对《流火》月刊多有回忆文章,自贡党史办对自贡抗敌歌咏话剧团汇编了较为详尽的资料。但从整体性来看,对自贡现代文学的研究颇多缺失。

在众多的昨夜星辰中,由于历史的原因,好些自贡籍在中国现代文学有较大影响作家及作品有的湮没无闻,有的严重误读。新时期以来,当年的文友和当代学人开启了对他们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的研究。本文拟对左联作家王余杞、战国策派作家陈铨、旅美作家毛一波的履历、创作及其研究现状作一简略的陈述,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左联作家王余杞

 

如果说,刘长述是盐都文学的第一人的话,那么王余杞则是第一个自觉地以长篇小说和专栏随笔来表现盐都特色的作家。

王余杞(19051989 笔名隅棨、曼因等。中国现代文学重要作家、编辑家和社会活动家。190539出生于四川省富顺县自流井,是自贡盐业世家王三畏堂的后裔。早年家道中落,1921年秋季随表哥北上求学,1924年考入北京交通大学预科,1930年毕业后分配在天津北宁铁路局工作。1925年,王余杞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北平党组织遭到破坏,与组织失去了联系)。1926年,创办《荒岛》半月刊,开始文学创作,受到郁达夫的赏识,并与鲁迅有了联系。1928年,在北平与友人合开“三友书店”。1934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同年,在天津主编北方左联杂志《当代文学》。1936年,主持北平作家协会成立大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抗战初期,王余杞曾任上海救亡演剧一队总务。1938年,深入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实地采访,与刘白羽合写《八路军七将领》。同年8月回到故乡,任《新运日报》主笔。1939年,任自贡市抗敌歌咏话剧团团长。19403月在成都被捕,押在“行辕”,后由冯玉祥将军具名保释。1946年重返天津,在天津市府任职,并主持出版《天津文化》。全国解放后,王余杞回归他的早年的专业,任北京交通大学副研究员、人民铁路出版社编审。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予以改正,后受聘华中理工大学名誉教授。198911月因病辞世,终年84岁。

王余杞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灾梨集》(与人合作)、《惜分飞》、《朋友与敌人》、《将军》、《落花时节》、长篇小说《浮沉》、《急湍》、《海河汩汩流》、《自流井》、报告文学集《八路军七将领》(与刘白羽合著)、叙事长诗《八年烽火曲》、散文随笔连载《我的故乡》、《历代叙事诗选》(与闻国新合著)、旧体诗集《黄花草》等十余部。

1933年春,王余杞从天津回自流井探亲,触发了创作长篇小说《自流井》的构想。于是,“竭力搜集办井烧灶的新材料,加上家族的片断回忆,乃至商业资本侵入的具体情况”,开始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盐业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书稿于1934年在南京《中心评论》杂志上逐章刊登,读者很感兴趣。约莫经过一年,全书终于完成,重加修改抄毕,已是1937年的夏天。后因天津沦陷,辗转数载,直到1944年《自流井》才在成都东方书社署名曼因出版。①”

《自流井》这部创作于三十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通过封建盐商“王三畏堂”家族的兴衰,形象地记录了自流井盐业世家早期的创业传奇,集中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商业债团的双重压迫下,家族集团内部的矛盾、争斗和自相残杀,封建盐业生产关系走向崩溃的过程,揭示了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带来生产关系的变更,“旧的必然死去,新的必然成长”的历史规律。它真实地再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自流井盐场的生活:从帝国主义侵略、时局阽危,到政治腐败、兵匪肆虐,从盐业家族内部维新派与保守派的火并,到盐场工人的悲惨处境和罢工斗争,展示了广阔的社会生活画卷,预示了光明社会的到来。

除了具有进步的政治倾向和理性的批判力量之外,这部作品的宝贵价值,还在于它第一次把自流井盐场的风貌进行了形象完整的、具体可感的描绘。神奇的盐场景观,独特的井盐生产流程,古朴的盐场生活习俗,自流井特有的地域风情,以及新年正月的灯会游艺等等,无不弥散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和乡土情味。因此,这部作品不仅以其性格鲜明的艺术形象和悲剧的艺术构思叩击读者的心灵,而且还具有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以至井盐生产史等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它是一部活的近代自贡盐场的兴衰史,堪称盐都文学史上的瑰宝。

1938年秋天,三十三岁的王余杞带着国恨家仇,挈妇将雏,第二次回到了自流井。时任自贡《新运日报》社长的于去疾聘任王余杞担任该报编辑和主笔。那时的主笔,即现在之所谓专栏作家。王余杞从1938827,到19403月,在《新运日报》连载随笔《我的故乡》,共400多篇。这部随笔,从自流井的风物民情到盐业生产,从社会新闻到抗日救亡,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故乡的深情,对乡亲们劳动创造的赞美,对盐业生产的关注和参与,对抗敌运动全身心的投入,以及对社会弊端、积习陋俗和国民劣根性的鞭挞与批判,是弥足珍贵的抗日战争初期自流井的社会生活的形象画卷。

《自流井》和《我的故乡》是王余杞奉献给盐都文学的连城双璧,把他誉之为盐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应该是实至名归的。不仅如此,王余杞的革命文学活动主要在天津,他与友人一道办刊物、开书店,出资主编北方左联杂志《当代文学》,参与组建了北平作家协会,在当时的天津,是较有影响的重量级作家。在天津的十年中,他出版了五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其中《海河汩汩流》品是以天津为背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津学者曾广灿把王余杞称之为“天津文学的主将”,他在的文论《王余杞与天津》中写道:“王余杞忘不了天津,而海河儿女更会永远记住这位长年共饮海河水的中国现代革命作家,因为他对天津文学的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新时期以来西南大学、四川大学的现代文学导师都引导学生把王余杞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现在供职于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陈青生、原西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陈裕容等都做过专题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导师潘显一教授主编的《新文学与四川作家论辩》列入了王余杞的专章,与郭沫若、巴金、艾芜等著名作家相提并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还刊载了《王余杞书信选》,台湾《国文周报》全文刊载了陈思逊14000多字的评介文章《自贡籍左联作家王余杞》。20055月,上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隆重举行了“纪念王余杞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到会的领导专家一致强调“王余杞作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是确定无疑的”。

王余杞的作品多已散佚,然而让人惊异的是长篇小说《自流井》(1944年成都东方书社出版,署名曼因)却以显著位置陈列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2009年,时任自贡市政府秘书长的陈星生同志亲自策划和领导长篇小说《自流井》的再版工作(大众文艺出版社再版),约请王余杞之子、美国生物工程学博士王平明为本书作序,简介国际上对自贡盐业历史的研究,把自流井称之为“伟大的井”,并在书后刊发《王余杞生平与创作大事年表》。同样可喜的是,王余杞的晚辈极力搜寻他的作品,并建起了“左联作家王余杞”个人网站,收进了长篇小说《急湍》、《海河汩汩流》、《自流井》以及《惜分飞》等遗著数十件,并有《八路军七将领》(封面文字显示:刘白羽、王余杞著)以及1937年上海中央书店印行的新编文学读本《现代创作小品选》(收入鲁迅、周作人、朱自清、钟敬文、俞平伯、吴秋山、王余杞、谢冰心等人作品)的封面和目录等影印图片,足以证明王余杞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坛的地位。

统观王余杞的全部作品,大体上可以归并为“社会剖析小说”②,对敌寇的切齿仇恨,对黑暗统治的抨击,对国民劣根性的鞭挞,对劳工和学生运动的肯定等等,其左翼作家的进步立场极为鲜明突出。同时他也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偏激,例如对封建盐业世家的批判,也由小说中的决绝态度而在《序言》中略加修正,申明由第二次川盐济楚看到了井盐生产复兴与发展的希望。

长篇小说《自流井》再版以后,年轻的读者普遍觉得作品内容和语言有阅读障碍。实事求是地说,他的作品极少有男女之间的卿卿我我,吊不起当代人的阅读胃口;作品的观念显得直白了些,感性表达常常被理性所左右。他长期生活在北方,用自流井方言写作反而显得不太流畅,而必须加上注释,这必然会增加理解的难度,直接影响到阅读的兴趣。随笔《我的故乡》中也有一些应付急用、未经深思精构的“急就章”,艺术处理不免粗糙。然而,这样的篇什并不代表王余杞作品的总体风格,不过白璧微瑕而已。

 

战国策派作家陈铨

 

陈铨比王余杞长两岁,是同一时期的作家,但名气确乎比王余杞大得多,大抵有三个原因,第一是留洋博士、名教授,第二是他的话剧创作在抗战期间名噪一时,受到国民政府当局的褒奖和进步文艺界的声讨,第三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史把以陈铨和林同济、雷海宗为干将的“战国策派”定性为“宣扬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思潮”,他们也就成了“为国民党张目”的“文化帮凶”。

陈铨(19031969)四川富顺人。又名大铨,别名陈正心。中国现代作家、哲学家、翻译家。出身于知识分子兼商人家庭,自幼聪敏好学,深受作为晚清秀才的父亲的教诲和影响。1916年夏入富顺县立高小学习,19198月考入四川省立成都中学。19218月到北京考入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1925年吴宓回到清华执教,陈铨是吴宓最得意的三个弟子之一,成为“左右清华文坛的人物”③。1928年,留学美国阿伯林大学,以优秀成绩获硕士学位。后又留学德国克尔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陈铨学成归国,先后在武汉大学、北京清华大学、长沙(临时)大学、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教英文或德文。19401942年,与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创办《战国策》、《战国》等刊物,宣扬“战国重演”、“尚力政治”等思想,被称为“ 战国策派”,在当时文坛上引起很大争议。19432月,在重庆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英文教授。抗战胜利后,于 19468月到上海,执教于同济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陈铨继续担任同济大学文学院外文系主任,兼复旦大学教授。1952年调任南京大学外文系德国文学教研室主任。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于1961年“摘帽”。1969年因病去世,终年66岁。19791月,中共南京大学党组织对陈铨错划为“右派”予以改正,并恢复其教授职称和政治名誉。1985年,陈锉作为家乡的“ 历史名人”列入中共自贡市委编辑出版的《盐都英杰》一书,始得公正评价。

陈铨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天问》、《革命的前一幕》、《恋爱之冲突》、《死灰》、《彷徨中的冷静》、《狂飙》、《再见冷荇》、《归鸿 等,话剧剧本《野玫瑰》、《无情女》、《蓝蝴蝶》、《金指环》、《黄鹤楼》等,电影剧本《天字第一号》、《断臂女郎》,理论专著《文学批评的新动向》、《中德文学研究》、《戏剧与人生》、《从尼采到叔本华》等,以及译著《两人在边境》([]弗里德利希.沃尔夫著)《语言的艺术作品——文学理论》([]凯塞尔.W著)等。

1928年,陈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天问》由他的恩师吴宓推荐到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作品以川南特有的风土人情与民国以来兵匪祸乱的历史为背景,在紧张曲折的传奇故事的叙述中,通过人物悲剧命运的书写,着重于人性善恶的探寻与人生哲理的形象表达,既表现出奇崛夸张的浪漫传奇色彩,又有现实主义的历史实感,同时还带有形而上的哲思意味,这使得小说在通俗传奇中彰显出现代意识。同大多数乡土作家起步时一样,陈铨的这部成名作深情地描绘故乡富顺和平静而又喧腾的沱江:

 

从小北门出去不上百多步,就可以看见沱江。江底都是乱石,上流平静的水,一到这里,便像煮开了的水,喧腾跳跃起来。沿岸七八个拉牵藤的水手,头点到地、背朝着天,口里叫着“啊哟”“嘿着”的声音,一步步的向前苦挣。把龙岩沱拉过了,才拿出黄手巾,拭了遮住眼睛的汗,一个人提头,大家唱起歌来。

 

续接《天问》中绵绵不尽的故乡之恋,他的长篇小说《彷徨中的冷静》、《狂飙》、中篇小说《归鸿》等都是以富顺的风土人情,甚至具体到富顺西湖、文庙、试院街、马神庙、大佛岩、读易洞、狮子滩等名胜为背景展开故事,以至赵化镇、邓井关、盐井街、百合村、富世井、詹家井这些真实的地名,连家里的中药铺也成为人物活动的场景。然而位于天府一隅的故乡,也绝非世外桃源,他在《乡土风俗记》中感叹道:“吾知近年以来,川战频仍,兵匪充斥,筹款抢劫,纷至沓来。于是富者转为贫,贫者遂不聊生矣。淳朴之俗,一变而为狡诈之风矣。而诚笃者流,束手无策。”

综观陈铨的小说作品,其独特的叙事旨趣、悲剧意识和形式技巧,是一以贯之的。乡土中国田园牧歌式的悠闲而浪漫的情调,爱恨情仇的传奇故事对人情人性的血淋淋的展示,以及国破家亡的忧患意识所激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构成了他的小说总的基调和总的主题。《天问》中的贫民青年林云章因为失恋愤而从军,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魔王,派人杀死了情敌、得到了自己心爱的女人,最后却在懊悔中拔剑自杀。《恋爱之冲突》则是一个反映东西方文化冲突的纯西化的三角爱情故事。已经有包办婚姻的黄则凌先是邀情敌决斗,而后在婚礼现场枪杀了情敌和自己心仪的女人。《仿徨中的冷静》写满清末年,富顺县王团总的二少爷王德华踌躇于三个年轻女的恋情故事,其中穿插43名革命党人遭到惨杀,痛斥封建统治的黑暗与血腥。《革命的前一幕》写北伐战争爆发前,几对青年的恋爱经历,小说结尾写男主角因恋爱失败投身到南方革命的洪流中。小说《狂飘》时间跨度较长,以四个青年男女的恋爱纠葛为主线,表现“五四”青年一代在国家民族危急关头从个人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的过程,

有论者指出,陈铨的长篇产生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具有历史感和编年史的好些特色。但他仅仅是一个喝洋墨水的博士,一个书斋里的教授,对社会生活的林林总总不够熟悉,没有革命与战争的直接的感性的经历,却去描写风云际会、炮火硝烟的场面,甚至写抗战飞行大队,写游击队的断臂女郎,显然力所不逮,于是借助于他的“想象”与“浪漫”,用爱情的噱头,用死亡的痛苦,敷衍成篇,从而传达出的对人生悲剧哲理思考。正如当代学人孔刘辉在《人性拷问与哲理玄思》一文中所指出的:陈铨在其小说中执着于对死亡的描写,笼罩着“人性善恶相互交织及荒诞悲凉的命运感和对人生绝望虚无的末世气息”④。

陈铨的小说富于传奇性,故事情节跌宕起伏,矛盾冲突紧张激烈,人物性格复杂诡异,这就为他以后写文学剧本奠定了极大的优势。全民抗战开始,话剧成为抗战宣传的一个重要形式,陈铨积极投身到这一运动中,集编剧、导演、戏剧理论批评三者于一身。从1938年起,他陆续创作、排演了《黄鹤楼》、《野玫瑰》、《无情女》、《蓝蝴蝶》、《金指环》等多幕剧,和《自卫》、《衣橱》等独幕剧,获得了高产剧作家的声誉。当时有人用剧名凑成了一副对联:“蓝蝴蝶插野玫瑰,无情女戴金指环”,很有点戏谑的意味。四幕话剧 《野玫瑰》在昆明西南联大上演成功后,19423月,重庆话剧界在抗建堂以强大阵容演出,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秦怡担纲主演。这出融合了“战争、爱情、道德”三元素的话剧,演出场次仅次于郭沫若的《屈原》(《野玫瑰》上演16场,《屈原》上演22场),成为重庆当时最轰动的演出剧目⑤。

《野玫瑰》表演的是国民党女特工在沦陷区用美人计铲除汉奸的故事,演出的大获成功,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可争议也随之而起。《野玫瑰》第一次公演结束后第三天,323《新华日报》发表了颜翰彤(即刘念渠)的《读〈野玫瑰〉》,指责该剧“隐藏了‘战国派’的毒素”,是“法西斯主义的应声虫”。在陈铨笔下,汉奸王立民被塑造成一个有人伦之情,甚至有思想的人,陈铨由此落下了“美化汉奸”的口实。4811日至14日,《时事新报》发表了方纪的《糖衣毒药——〈野玫瑰〉观后》,认为剧作者把汉奸写成了一个具有铁的意志的英雄,“是一个尼采哲学的信徒”,批判该剧“歌颂汉奸特务”、“宣扬法西斯理论”。1942年年底,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陈铨的《野玫瑰》与曹禺的《北京人》等作品获三等奖。后在左翼文人的抗议下,撤销了对《野玫瑰》的“嘉奖”。 

随着半个多世纪以前隐蔽战线历史人物真实故事的解密,特别是近年来谍战电影电视的频频亮相,今天的读者和观众大概不会认为《野玫瑰》这样的作品有什么问题。正如陈铨在《金指环·后记》所说:“剧中的人物,都有高尚理想的人物,他们追求的,是荣誉,是感情,是道德上的责任,为着荣誉感情责任,他们可以牺牲一切。这种浪漫的精神和对人生的态度,也许是中国新时代所需要的。”《野玫瑰》谍战系列话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以“民族意识”、“国家意识”为中心,传达出“牺牲儿女私情,尽忠国家民族”的主题思想,塑造了夏艳华、樊秀云等为了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感情,为民族自由不顾个人安危的女性谍工的形象,应该是很正能量、很感人的。但这个历史公案远非作者和今天的观众所想象的这么简单。

1987年,已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第十个年头,为编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戏剧编》,又引起一场是否选入《野玫瑰》的争论。夏衍和阳翰笙都表示“不能选”,坚持分析《野玫瑰》要联系“战国策派’”。陈白尘说:“《野玫瑰》是歌颂汉奸特务的。”并表示若选《野玫瑰》就不要选他的剧本。负责主编《戏剧编》的曹禺则说他没有看过《野玫瑰》的戏,也没有读过剧本,“听说当时争论很激烈,这要听夏公、翰老的意见。”最后经过激烈讨论,编委会决定不选《野玫瑰》。同时在该书系的第二编《理论·论争》编中,选入了当年颜翰彤、方纪批判《野玫瑰》的两篇文章及一些批判“战国派”的文章;主编蔡仪在序言中特别提到了对《野玫瑰》的批判,称《野玫瑰》是“既体现‘权力意志’和‘尚力政治’论,又描写汉奸、特务和色情”。直到1990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一书的《综述》,仍称《野玫瑰》是“鼓吹特务哲学,宣扬‘曲线救国’的话剧”⑥。

四川大学潘显一教授在首届盐都文学研讨会和1996年出版的《新文学与四川作家论辩·哲学的偶然或文学的必然》一文中,对陈铨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述,他说,“就这些作品而论,陈铨的小说和剧本的思想倾向和主题指向上是有些混乱的”,“至于在民族危亡关头,作为有良心的文学家的陈铨,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和民族一边的。”

与陈铨的小说、戏剧息息相关的是陈铨的文学观念、哲学思想和时政立场。19404月,陈铨与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创办《战国策》半月刊,他们利用昆明、重庆两个战时文化中心的几个重要媒体,如《大公报》、《今日评论》、《民族文学》等,在抗战的旗帜下,宣传自己匡时救世的思想,致力于战时民族文化的重建,形成了锋芒毕露而受到左翼文化阵营强烈抨击“战国策派”。 

悲剧精神是陈铨文化式批评的重要理论,陈铨认为:悲剧精神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人生是悲惨的,命运是残酷的,悲剧的英雄并不盲目,人生命运愈悲惨愈残酷,悲剧英雄的人格勇气愈光明愈伟大。”陈铨受叔本华生存意志论尼采超人哲学的影响,结合抗战时期中国的实际,建立起“强力意志论”,以强力为善,以强力为美, 由此形成了以强力为标准的善恶观、美学观,进一步提出“权力意志”和“英雄崇拜”等哲学和美学命题。

陈铨还提出了“民族文学运动”的口号,为此写作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并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创作实践。陈铨这一表述与西方美学的悲剧观不谋而合,并试图把悲剧精神贯注到柔弱平和的中国文学之中加以改造。他提出“盛世文学”与“末世文学”的概念, 前者“对人生是肯定的”, 后者“对人生是否定的”。他认为“盛世文学”是“能够鼓舞生命力量的文学”,是 “壮美的”、表现了“人类伟大的精神”、即充满悲剧精神的文学。由于“民族文学运动”口号的提出与国民党当局当时的“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主导思想有一定契合,且理论多来源于尼采的权力意志和超人学说,故而遭到左翼阵营的口诛笔伐。

对陈铨及其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没有共识,主要受党派意识形态和当年文艺斗争政治倾向的影响。香港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首先肯定了陈铨小说家的地位,认为陈铨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年“六大小说家”之一,他认为“三十年代声名最着的中长篇小说家是巴金、老舍和茅盾,其次是沈从文。此外李劼人和陈铨,当时声名不扬,却为文坛留下光彩四射的作品,可与上述四人并称为六大小说家”,指出“作者的文字轻妙,结构匀称,在笔法和意境上都自成一格,有大家风范。”⑦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义则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专辟一节,将陈铨的小说创作纳入四川乡土作家群中进行考察。他认为尽管陈铨的小说“描绘了半是雄浑、半是绮丽的川南风光”,可与李劫人、艾芜、沙汀的四川风光描写相互掩映,但他的思想取向和审美个性却是“出入于新月派和京派之间”,其小说构架上有“爱情故事和社会哲理” 两个轴心。虽说没有与李劫人、艾芜、沙汀放在同一档次上,仍可以说是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将陈铨的长篇小说创作纳入文学史进行横向和纵向的整体研究 。⑧

作家最终要以作品说话,比较而言,陈铨作品的存世量比王余杞的要大一些。西南大学等高校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编印的《抗战文学资料》收进了陈铨的话剧作品,虽然仅仅是内部资料,但它的不朽的价值放在那儿。2012年,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隆重推出“良友文学丛书”,再版鲁迅、茅盾、沈从文等29位作家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由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名作,陈铨的长篇小说《革命的前一幕》、《恋爱之冲突》名列其中,尘封多年以后终于再度面世。

 

旅美作家毛一波

 

把毛一波界定为旅美作家有些偏颇。就纯粹的作家写作而言,毛一波是在1947年去台以前。到台湾以后的三十余年间,主要从事台湾史志的编著。1980年赴美定居,毛一波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偶尔写一些诗词和回忆文章。199011月,首届盐都文学研讨会在自贡召开,先生驰信祝贺,原件为我收存,全文如下:

 

中国盐都文学学术讨论会:

顷得刘传辉先生传来请柬,藉知贵会定在自贡市召开,嘱届时出席。只因年老力衰,不克远行,尚希谅察!

自贡原为个人生长之地。对日战争后期,亦曾回乡工作。胜利不久,始游海外。而爱乡之心,无时或已。至今自贡市区,凡百大成,又扩延富荣两县全境,则物力财力,人文精神,自更洵美且都了。盐都之称,诚“地域特色的文学现象”之一,值得研讨和发扬。个人素为记者兼教师于传统的方志之学,稍有涉猎。前在台湾,便从事台湾省通志的编纂和审查有年。大都分延专家实地调查研究,“以科学论文方式撰写成之”,此与外国的“区域研究”同而不同,总不外“人与地”互动的关系研讨而已。这属历史记录,它在文学创作上来说,多是可以取资的。王余杞生前曾于自贡市筹备处时期,主编《自贡市志稿》,徵文考献,颇有收获。他又曾创作《自流井》中(长)篇小说,亦藉之描出不少山川人物,城市风光。现在努力文学者,本诸多读、多看,多思与多写的老方法,还是能推陈出新,发挥出每一个作家的创造力的。再明白一些说,精读细读,微观宏观,想入非非,东涂西抹,都是好事。要说个人对于大会的意见和希望,我也只能说出这些属于一般常识的话了。谨祝:

大家努力,大会成功!

                                         毛一波谨启

                              一九九Ο年十一月十八日寄自路州纽奥良市

 

毛一波(19011996)名纶明,字颖若,一字尹若,自贡市沿滩镇人。中国现代作家、编辑家、文史专家。其父早逝。祖父系监生,以教书为业,自幼便随祖父学习。祖父辞世后,读过私塾,当过学徒。1919年,考入树人学堂。1922年,考取泸县川南师范学校。1924年秋,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1926年毕业后,参与编辑《民钟日报》副刊、《文化战线》、《现代文化》、《土拨鼠》和《上海民国日报》、《星期评论》等报刊。1929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后进入成城学校、正川学校和日本大学深造。1931年回国,到上海国民大学任教。此时毛一波参加了国际笔会上海分会,常与胡适、郑振铎、胡愈之、巴金、戴望舒、邵郇美等大家交往。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后,以笔代枪,在《生活》周刊以《杂种日本人》为总题目,连续发表了一篇篇讨伐日本军国主义的檄文。1932年,偕同新婚妻子高一萍回到四川重庆,任《巴蜀日报》主笔兼编副刊,第二年任《新蜀报》主笔兼编副刊。1936年,应聘到香港任《超然报》主笔兼副刊编辑。半年后又回到四川,任《华西日报》主笔兼编副刊。1941年,赴资中县任《合作日报》社长兼总编辑。1944年返回故乡自贡市,主持《川中晨报》。1946年,毛妻高一萍应聘去台湾,执教于台南教师讲习所,次年毛赴台北任《和平日报》总编辑。1950年,转任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篡组长,后升委员、专任,主编通志、丛书、专刊,兼任文化学院台湾研究员,淡江学院台湾史教授等职,历时二十余年。1980年赴美定居路州纽奥良市次子家。1996312病逝世,享年95岁。

毛一波在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主要的的文学作有:短篇小说集《少女之梦》、《古典与浪漫》,随笔小品集《时代在暴风雨里》、《樱花时节》、《秋梦》,诗集《春》,以及《文艺批评集》。小说集《少女之梦》最为有名,其中短篇小说《政变的一幕》译成日文发表后,被称为“杰作”。巴金读了《时代在暴风雨里》一书,对该书反映青年呼声甚感兴趣,曾拟代为改编粹选。他的文学批评文章《关于废名〈桃园〉之批评》、《〈竹林的故事〉和〈桃园〉》以及对巴金《灭亡》、罗淑《生人妻》等,在当时的文坛是极具眼光和影响力的。毛一波的文学作品,都有一个总的主题,那就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注,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妇女解放的呼吁,向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人际关系,憧憬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社会。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文艺评论,都以其思想独立、知识渊博、文笔雄健自成一家。

作为享誉巴蜀文坛的作家,他更多的是以报章主笔和副刊主编的身份出现的,当年成都文化界颇负名气“三波”,即穆济波、卢剑波、毛一波,在重庆报界则把毛一波和叶菲洛、金满城称之为“三虎”。他的主要精力用于写时政言论和文艺评论,用于联系作者和编发作品。正如孙遐龄所评,他是“巴蜀文坛的一员猛将,抗战文艺在四川、自贡欣欣向荣,有他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⑨”针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未能踏入民间去”的现状,1938年毛一波在《文章下乡》一文中明确指出,“要使中国文学健全的、完满的成长起来,的确需要分散,需要文学伸张其力量到各乡村乃至各角落去”,“欲使农民大众觉醒起来,只有把文章写得最通俗地传播到民间去,作为一种唤醒式的宣传工具。”他的这些观点郭沫若的热情赞扬,并与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有关论述相一致。

如果说,陈铨的哲学和美学思想的背景是德国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和尼采的悲剧理论的话,而毛一波的早期信仰则是俄国爱罗先珂、巴枯林和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1922年,还在泸县川南师范学校读书期间,毛一波就与同学组织“爱波社”,出版墙报《爱波壁报》,并借重庆《商务日报》的《零星》半月刊,化名尹若宣传无政府主义。毛一波与卢剑波、巴金等人的友谊,很有些志同道合的成分。他的社会学论著,发表于1926年至1928年期间,共有《妇女问题杂论》、《个人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批评》、《马克思经济学批评》五部著作。他当时刚刚毕业于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后三篇论著,迎合了当时知识界出现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是与他的无政府主义信仰一脉相承的。晚年的毛一波回忆当年对信仰和真理的追求,不甚感慨,他在199010月初致友人的信中说:“我们现在都届望九旬之年,尽一生之力,无负于人,其论理立义,真理见解,还有自信。可是,大同世界真太遥远,何时可以殊途同归呢?为后代来人祝福罢!⑩”

毛一波在去台以前,在巴金上海家中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时巴金已是著作等身,反观自己的文学创作,觉得乏善可陈,在自省中流露出些许颓唐。自1947年毛一波去台后,中国现代文学少了一个作家,多了一个致力于台湾历史研究的方志专家。

毛一波在内地二十多年的编辑、写作生涯中,就对历史和方志饶有兴趣,入台后不久即任台湾省文献会编纂组长,委员、专任,主编通志、丛书、专刊,编纂并出版了《南明史谈》、《台湾文化源流》、《古今台湾文献考》、《台湾史谈》、《清史补编》、《中华民国年鉴》等史志著作,他担任《台湾通志》编审,编纂了《台湾省志》中的《拒清篇》、《文化篇》,参与编纂了《高雄县、市志》、《宜兰县志》若干篇目,以及《台北县志》的《风俗篇》、《台北市志》的《学艺篇》、《文化事业篇》等。并著有《郑成功研究》、《台湾古史》、《文史存稿》、《文史续稿》、《前尘琐忆》史志和杂记,单就他的《文史存稿》和《文史续稿》两部书,就长达120多万字。作为文史方志大家,他多以《台湾省通志》为中心论述其见解,著有《杂论史与志》、《修志方法论集》、《释省志体例》、《方志新论》等。

毛一波参与编纂的《台湾省通志》等方志巨著在当今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仅就它的《前言》,就足以让“台独”分子的“两国论”不攻自破。在《台湾历史简况 》中写道:

 

远古时代,台湾同中国大陆本来是连为一体,是大陆的一部分。后来由于 地壳运动,相连结的部分陆沉为海峡,台湾遂成海岛。从台湾出土的大批文物中可以看出,台湾的史前文化源于中国大陆,同属一脉,约在距今一万多年以前的旧石器末期由大陆东南地区移入台湾。据史籍记载,早在三国吴黄龙二年公元230 时,大陆就有万人之众漂海渡台之举。隋朝时,炀帝令人多次至流求(今台湾) 。…… 公元7世纪之后,在唐、宋两代的六百年间,大陆沿海居民大批迁到台湾、澎湖 。南宋时,澎湖正式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到了元朝至元年问,中国政府 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 1616年夏,荷兰人、窍据台湾。至明永历十五年 1661 ,郑成功率军攻台,第二年初,荷人投降,郑成功始占据台湾全岛……
 

毛一波对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于台湾与大陆血缘关系的考证上,在其《我写作的经过》一文中谈得非常清楚。他从浩繁的文献资料中,考证出台湾最早的居民是从大陆去的越獠人,又从台湾出土的石器、陶器、铜器和高山族的岩葬、猎头、凿齿、木鼓、犬祭等文化特征,证明高山族就是古越獠人的后裔,移居台湾已有两千多年。他还对颜思齐、郑芝龙开发台湾,郑成功光复台湾,南明与台湾的关系,清朝时台湾为福建的一府以及日本侵台的种种罪行都做了非常翔实的考证与说明。他的史学研究著述,严谨不苟,持之有据,不废传统,观点鲜明,具有学术性强及史料价值高的特点。

毛一波晚年侨居大洋彼岸,无时不心系祖国,怀念故友。巴金病卧床褥,他写了《忆巴金》,寄以惦念之情。川大教授卢剑波遇人不淑,成了“不孤的孤人”,“乞食的韩信”,他写了《乞食情怀》,关怀备至。左联作家李石锋一生坎坷,病死陋巷,他撰文《纪念李石锋》,并寄款家乡文友编印《李石锋纪念文集》。王余杞去世前后的第二年《文史杂志》发表了他的纪念文章《王余杞与自流井》,强调长篇小说《自流井》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如故友孙遐龄所言:“这故人情,祖国恋,贯穿了他的一生。”

自贡和四川的文朋诗友,一直没有忘记这位一生笔耕不辍学者型作家。成都文化名人车辐先生撰文《学者毛一波二三事》,收进他的《车辐叙旧》一书。自贡诗词学会于1993 编辑出版了自《毛一波旅美诗选》,并寄给了这位当时已过九旬的老人。当年与毛一波过从较多的钟朗华、孙遐龄、金文达等均已过世。他少年时期的朋友陈仲贞先生的公子陈思逊是我们这一代中对毛一波的生平和著作了解的最多的一位,著有《文史作家毛一波》等文发表于台湾《国语日报》以及内地报刊、网站,对毛一波一生的著述及其影响做出了客观中肯的评价:“毛一波先生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即开始写作,活跃于上海文坛;三、四十年代在四川成、渝等地,主持报纸笔政;五十年代以后从事文史研究及方志编著。他辛勤写作70余年,著作等身,一生包括文史哲及诗词方面的著述达1000余万字。尤其是在史学研究上颇有建树,他的论文和研究成果,在海内外学界影响深远。”

当我们把上述三位作家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惊异地发现,尽管他们信仰各异,道路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永不消磨的家国情怀;对故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思念,无不魂牵梦绕并流露于字里行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在国家利益面前,可以赴汤蹈火,可以忍辱负重,表现出可贵的气节与良知。他们都是大时代的弄潮儿,他们的写作生涯极富传奇色彩,他们留给后世的作品,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形象地记录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社会变革和民族解放的历史,具有历久弥新的艺术价值和认识价值。

自贡现代文学及其作家作品,离我们渐行渐远。在撰写此文的过程中,我深感原著和相关资料缺失的困惑与无助。过去常听老一辈文人说起“抢救史料”,那时真的毫不介意,如今做起学问来捉禁见肘,已是悔之晚矣。我们这一批人,已快渐渐老去,不敢问年轻的一代,他们对这些还感兴趣吗?

   

注释:

        ① 王余杞:《在天津的七年》,原载《天津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② 社会剖析小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以茅盾为代表的左联作家倡导并形成的一个小说流派,其特点是:表现时代斗争的重大题材,具有剖析和批判社会的鲜明特征,塑造典型环境中塑造典型性格。王余杞的小说显然循着这一路子进行创作。

    ③ 沈卫威:《寻找陈铨》,载《文之精华》2006年第2期。

    ④ 孔刘辉:《人性拷问与哲理玄思——论陈铨长篇小说<天问>》,载《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4期。

    ⑤ 何蜀:《<野玫瑰>与大批判 》,载《黄河》1999年 第3期。

    ⑥ 何蜀:《<野玫瑰>与大批判 》,载《黄河》1999年 第3期。原文如下:

    1987年,为编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的《戏剧编》,又引起一场是否选入《野玫瑰》的争论。夏衍说:“不能选。”“剧本作者是当时战国派的,宣扬法西斯主义哲学是不利于抗战的。”阳翰笙说:“《野玫瑰》这个剧本不好,里面大汉奸传播的思想很有问题,只有抗战的空架子。分析《野玫瑰》要联系‘战国派’”。陈白尘说:“《野玫瑰》是歌颂汉奸特务的。”并表示若选《野玫瑰》就不要选他的剧本。负责主编《戏剧编》的曹禺则说他没有看过《野玫瑰》的戏,也没有读过剧本,“听说当时争论很激烈,这要听夏公、翰老的意见。”最后经过热烈讨论,编委会决定不选《野玫瑰》。

    ⑦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第二卷),香港昭明出版社,19763月。

    ⑧ 杨义则:《中国现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9月。

    ⑨ 孙遐龄《毛一波的文学生涯》,首届盐都文学研讨会论文,199011月。

    ⑩ 毛一波:《致许杰函》,199010月,载《档案春秋》2013年第4期。

    转引柳浪:《康熙以来台湾地区方志编纂研究——三个不同时期所纂方志比较研究台湾方志体例与编纂方法的演变比较研究》,载《中国地方志》, 2003(《台湾省通志》,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71年出版)。

    陈思逊《文史作家毛一波》,载《思逊随笔》,天马出版社,2007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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